牧蹤│職場牧養與職場靈性

黃啟泰博士│課程發展及研究項目總監

牧職神學院、香港短期宣教訓練中心和香港專業人材服機構(HKPES),於2019年2月19日舉辦了一場名為「光在黑暗中:職場宣教及牧養運動」的教牧研討會;會中發佈了三間機構合作,於去年進行的職場信徒工作處境調查。筆者在是次研討會中從職場牧養的角度作出了回應。完整的回應內容,將會在今年稍後時間出版,現想藉《牧蹤》這個平台,談談其中的兩個課題:職場牧養和職場靈性。筆者在回應中指出職場牧者(Workplace Chaplains) 可以有兩個類型:堂會本位的職場牧者和職場本位的職場牧者。雖然兩者都涉及職場牧養,但由於牧養方式、對象,目標與所跟據的神學不盡相同,因此值得區分為兩個類型。這兩個類型的分別,恰巧與職場靈性的關注有關。 

兩類型的職場牧養

所謂堂會為本的職場牧者,是指堂會的牧者把其牧養工作延展到職場信徒的所在。但其牧養的目標,仍是以堂會為本,以培育及建立堂會信徒為目的;嘗試透過對在職信徒的牧養,強化他們在職場的見證及佈道心志,以致能在職場發揮作用,引領同事歸主,從而把初信者導向堂會。這一類型的職場牧養離不開堂會,也以堂會的福祉(wellbeing)為依歸。從牧養的角度而言,這是堂會牧養的延伸,只是它突破了堂會的圍牆,進到信徒身處的實境去牧養他們。這理念與堂會的「分齡牧養」有點相似。筆者認為堂會為本的職場牧養,除了因為實境及應用導致牧養的內容有輕微的差別外,與「堂會內」的牧養分別似乎不大。基於這類型的職場職養的特質,使部份與會者提出了兩個相關的質疑:從根本去懷疑提出「職場牧養」概念的必須性,以及這會否使堂會牧者的工作百上加斤。這兩個質疑,正好反映了堂會為本的職場牧養在概念及實踐上的限制與不足。

從神學的角度來看,堂會為本的職場牧養,以及對此所發出的質疑,似乎都是延續了「聖俗對立」(the Scared and Secular Divide)的傳統,視工作只是世俗生活的一部份,職場也只是宣教場所,因而未有正視上帝的國度及基督的救贖對工作及職場的影響及轉化的可能及實踐。這種「聖俗對立」的觀念,正是以職場為本位的職場牧養所要打破的藩籬!

以職場為本的職場牧養,視所有在職人士(包括信徒和非信徒)皆為牧養對象,並以工作間為其牧養的場所。由於視工作是神給與人類的神聖召命,無分聖俗;職場為本的牧養的目標,不停留在「賦能」信徒,在職場生活中見證基督,以及領人歸主,更強調要把上帝主權展現在職場之內,並且透過宣講及實踐,推動職場,甚至公司的文化更新,以配合神藉救贖而帶來的復新。[1]這種牧養的想像是建基於創一26-28(工作之約)、使一8(見證基督即見證上帝國度的臨在與展開),以及羅八21(救贖與復新)等經文。因為神學理念的差異,使其牧養內容、方式和目標跟堂會為本的牧養有明顯的差別。為說明它相異於堂會為本的職場牧養,筆者將在下文引用職場為本的牧者的一天工作為例,以說明它的特質。[2]

端娜(Charlotte Turner)是一位曾經在東非及俄羅斯宣教多年的宣教士,受訪時已經出任職場牧者4年之久,並且成為美國達拉斯市的「職牧」團隊的組長。每次到達職場(包括銀行、汽車代理商、工廠等屠房) 後,她會在工作間 (workstation) 遊走,與職員打招呼和「寒喧」。若發現有誰需要深入協談,在不影響工作和得到部門主管同意下,會安排一個安靜不受打擾的地點來深入協談。假若情況較複雜,便會另外安排時間與該職員見面。有些時候,她也會跟進之前曾經關心過的職員,表達關懷及支持。這種協談或見面每天約有3 至7起。當結束一天的探訪時,她會在離開該公司前作一些初步的記錄及祈禱,然後前往另一間公司進行另一個探訪。除了這種日常探訪外,職場牧者也會跟進員工的家人的需要,甚至出席他們的婚禮和喪禮、到醫院及或監獄探訪他們的家人。除了牧養員工,有時也會與公司的管理層會面,了解他們對職牧的意見。[3]回到她的辦公室後,端娜會整理當日的記錄,思考如何跟進當天所接觸的個案,以及進行一些日常的文件工作。

在端娜的日常工作中,在公司不反對下,她也會與員工在公司裏開設查經班和派發基督教的單張,以及與工作間內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士談論他們的靈性問題。透過「職牧」的身分,她有機會接觸不同宗教背景的個別員工,這是作為堂會牧者所沒有的機會。她更認為這些接觸,縱然只是很初步或只提供非宗教性的實質協助,但已能夠在他們中間顯彰基督的愛。雖然僱主對宗教,特別是基督教的態度有可能影響他們怎樣看待職場牧養,但對她來說,若有機會分享福音,她會非常樂意去分享信仰。然而,縱然沒有機會傳教,又或最終這些異教人士未必都歸信耶穌,但能夠透過關心每一個「個體」,以基督的精神服事這些「個體」,向他們見證了神的愛,就已經達成牧場牧養的目標了。

職場靈性

由於工作是人類回應召命的一個表達,因此在工作中敬拜和事奉神,以致經歷神便是職場牧養必須正視的事情,而職場靈性也因而成為牧養中必須關注的元素。

有關職場靈性的討論頗多,有從基督教或其他宗教的立場進行之;但更多是從心理學、人事管理及促進生產力的角度切入。[4]雖然各自的立場不同,甚至對靈性的解讀有異,但不約而同的是,大家都承認靈性對「工作的人」的重要性,並且認為若靈性生活得到合適的培育,對「工作的人」會有十分重要且正面的影響。[5]從基督教的神學來說,職場靈性的好壞,不只關乎個人的靈性、公司業績的成敗;更關乎上帝國度如何實現在個別公司的文化,以致整個職場的經濟活動能歸回上帝的救贖和復新的主權之下。因此,職場靈性的研究有重要的價值;然而,香港教會在這方面的研討是有待開墾的。[6]有見及此,牧職神學院正籌備相關的實證研究:包括在年中進行的問卷調查的量化研究,並且期待未來展開深入的質性及縱向研究,為建構香港處境的職場靈性研究提供進深探索的材料。

結語

隨著政府可能帶頭提高退休的年齡,香港人職涯年日可能越來越長,對職場生涯的關注也會越受重視。香港教會對職場召命的討論頗多,但對職場牧養及職場靈性的關注似乎仍須努力開發,才能回應堂會、信徒,以及見證上帝國度臨在的召命。筆者希望透過這篇文章,能喚起讀者的關注及興趣,一同探索如何推動職場牧養,以及提升教會內外對職場靈性的關注。

 

[1] Mark Greene, The Great Divide (London: Londo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 2010), 20.另參Myk Habets and Peter K. McGhee, “TGIF! A Theology of Workers and Their Work,” ERT (2017): 32-47.

[2] Kim Nimon, “A Day with a Workplace Chaplain,” Annals, 800 (Winter, 2009): 65-7. 這篇訪問主要是關於職牧日常工作,以及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事奉意義,並未全面涉及職場為本的職場牧養的神學。但訪問的字裏行間,讀者不難發現上文所提及神學元素。

[3] 有些「職牧」甚至擔堂了管理階層和前線員工之間的仲介,推動了雙方的了解及改善彼此的差異。

[4] 筆者在此只例舉幾篇不同背景的文章,讓讀者了解到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Doug Oman, Carl E. Thoresen, Crystal L. Park et.al., “How Does One Become Spiritual? The Spiritual Modelling Inventory of life Environments (SMILE),” Mental Health, Religion & Culture, Vol. 12, No. 5 (July, 2009): 427-56. Antonio Argandona, “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Spirituality at Work,” Working Paper WP-1122-E (Pamplona, Spain: IESE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Navarra, 2015), 1-24. 李俊達:「公務人員職場精神力之研究議題趨勢與國內現況」,《中國行政評論》卷19,第4期(2013):45-71。

[5] Mark Kam Loon Loo, “Spirituality in the Workplace: Practices, Challenges, and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 Psychology & Theology, Vol. 45, No. 3 (2017): 182-204. 林強國、林芳生:「靈性健康與職場靈性之探索性研究:以C公司為例」,《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1期(2009):35-50。

[6]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的全港教會普查,以及香港專業人材服機構歷年所做的職場處境研究,相信有稍為觸及與一般靈性有關的課題如靈修及讀經生活,但完全聚焦在職場靈性的調查,似乎仍然十分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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