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真的沉默嗎?「沉默」觀後的迴響

以日本作家遠滕周作同名小說改篇的電影「沉默」於三月中在香港公映。初次聽聞這部電影是在年初到日本旅行時,某主日在當地教會崇拜中從信徒分享時得知的。雖然故事講的是十七世紀發生在日本的天主教徒的故事,但他們推薦信徒觀看並參與討論。筆者後來在該電影於澳洲公映時與兒子一同觀看,並於觀看後談了一些彼此的感想和反思。以下,筆者想分享其中三點「皮毛」的反思l

小說《沈默》的主角是兩名前往日本尋找傳說己經棄教的日本耶穌會會長費雷拉(Christovao Ferreira)[1]的耶穌會士,其餘的人物包括了一名經歷多次棄教—回轉—棄教—回轉的日本信徒吉次郎、棄教的費雷拉和始終如一堅守信仰而殉教的普通日本信徒。小說取名沉默有兩個原因:1)反抗歷史的沉默,和2)探索神的沉默。[2]

反抗歷史的沉默

所謂「反抗歷史的沉默」是指教會[3]的歷史只記念或歌頌殉教者,卻漠視棄教者的痛苦、掙扎和困難處境,把他們的歷史埋藏在沉默的灰燼之下。作者希望透過細緻的筆觸描寫(記錄)棄教者棄教的經過、所遭遇的痛苦厄困和心靈的困頓無助,表達出對棄教者的漠視是不可取的。在電影和小說裏面,作者透過吉次郎多次「棄教—回轉—棄教—回轉」的「循環」來凸顯棄教者的掙扎與痛苦,以及指出他們的棄教行為可能並非沒有回轉的餘地。只是現實中,當他們棄教之後,教會只以捨棄的態度來回應,至終他們被摒棄於教會的「門牆」以外。事實上,遠滕對棄教者的關懷洋溢整部小說之內,他以前往日本尋找老師的傳教士洛特里哥初次發現吉次郎是棄教者時對他的鄙視態度,[4]到自己因為要救受「穴吊」[5]酷刑的信徒而棄教後,從而發現自己過去沒有棄教,並非一定信心高超,對耶穌忠貞不二,只是沒有遇上要棄教的考驗而矣。他因為發現每個人都可以是不認主的彼得,[6]頓然開始體會棄教者的棄教或許會有不為外人道的原因。

遠滕的關懷提醒基督教會在牧養上的心態:對人的憐恤有多深遠、有多寬廣。基督的教會是否也只有功利的考量:能為教會帶來正面效果的人和事,我們就稱許和讚美;但那些軟弱或「無甚貢獻」的信徒就像是要「撇賬」的「呆壞賬目和資產」。今天的教會一方面批評信徒把信仰商品化,卻同時擔負起信仰商品化的供應者,也一樣地功利地看待信徒。

上帝真的沉默嗎? 

在小說裏面,信徒的棄教與神的沉默是相互關連的事情。當洛特里哥眼見日本信徒面臨似乎是人不可擔負的棄教考驗時,神卻好像一直沉默不語,也不施加援手。對他來說,假若神在信徒的苦境中稍作回應,他們就不用棄教了。因為神的沉默,他受費雷拉的勸說,自以為要擔承起神的責任,以自己棄教的行動來換取信徒不須再受穴吊之苦。因為這個決定,洛特里哥自己也成為了棄教者。然而,就在他棄教之後的生活,無論是殉教者的生命、棄教者的痛悔,以及他自己所背負的痛疚,讓他了解到他們的人生都在訴說著那位他們擁抱又放棄,放棄後又經常思念的上主。[7]就在這一切的經歷中,神其實沒有沉默,祂一直以「肉眼看不到的『作用』回答我們的。」[8]

神真的沉默嗎?但以理書有一段故事很好的說明神沒有遺忘祂的百姓,也沒有沉默。但要把握神的聲音或行動,需要一種能穿過肉眼可見的事物,「看到」神那不可見的「作用」。但以理等人被擄到巴比倫,被要求改名和食用王的飲食(一章),這一連串的事件表示了但以理等人被迫要去忘記自己的身分、族群與文化的根和宗教信仰。這個要求相當於政治方面的同化和宗教信仰上的「改宗」或「棄教」。雖然這個棄教要求在初期還是比較溫和;但到了後來,就連他們祈禱和不向王的金像下拜的自由也受到干涉,棄教的壓力就更大了。最終但以理等人堅持沒有放棄;能夠使他們堅守不放棄的,不僅僅是他們的忠貞,也是神的工作。單從第一章的敘事角度來說,肉眼可見的事情是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是王的太監長容許但以理等人不用王的飲食,但真正把耶路撒冷放在巴比倫王的手中,以及使他們得到允准不用王膳的真正「推手」是耶和華。不但如此,賜但以理解夢的智慧,在獅子坑中保守他的安全,在火窰中蔭庇三友的,都是耶和華。但以理書的敘事在在顯明神並沒有忘記祂的百姓,也沒有沉默。正因為這個緣故,但以理書成為猶太人家傳戶曉的傳奇,世世代代地呼喚猶太人效法他們,堅守耶和華信仰,延續這個傳奇。正如遠滕透過洛特里哥的口說:「而,那個人並非沉默著。縱使那個人是沉默著,到今天為止,我的人生本身就在訴說著那個人。」[9]神又豈有沉默呢?

Deus與「大日」 

宗教改革後不久,天主教教會因為在歐洲大陸的影響力受到挫折,積極向歐洲以外地區進行宣教活動和擴張教會的影響力。《沉默》的故事就是發生在這個時代。耶穌會是當時積極向美洲和亞洲派遣傳教士的宣教組織,其創立人之一的沙勿略於1549年已到達日本開展傳教事業,高峰期皈依天主教的人數多達數十萬。在這個傳教過程中,出現了一個頗值得今天信徒反思的事件。沙勿略初到日本時,因語言(也包括概念)有別未有相應的語彙來指稱神(Deus),而接納了一位日本浪人的建議用「大日」來繙譯Deus。這個繙譯引致後來問題叢生,其中包括了佛教中有大日如來的說法,遂引致日本人的誤解。小說中有一段費雷拉與洛特里哥爭論到日本傳教是否有價值的對話相信與此有關。費雷拉認為日本有如可怕的沼澤地,無論那一種植物的苗種到那裏,都會因為沼澤而從根部開始腐爛,葉子變黃而枯萎,而耶穌會卻在這沼澤地中種植了名為天主教的樹苗。[10]他更舉「大日」的繙譯為例子。他說:「然而,聖薩比耶神父(案:即上文所說的沙勿略)所教的上帝,日本人任意把它改變成大日的信仰。崇拜太陽神的日本人,上帝和大日的發音幾乎一樣。你沒有發現薩比耶爾發現那錯誤的書信嗎?」[11]

日本是否一如遠滕所說的是一個可怕的沼澤地,是一個可以商榷的說法。但宣教過程中,必須接觸當地的文化並與之對話,則是宣教士,以致教會所不能迴避的挑戰。本色化與混合主義可能只是一線之差。當今天華人教會積極推動宣教的當下,教義與文化的關係是必須慎重思考的課題。事實上,雖然基督新教來華己逾二百年,但基督教與文化的關係仍是一個有待探索的神學和實存問題。

結語 

《沉默》這部小說(或電影)還有很多可資討論的話題,例如:1)那些為了逃避逼害的日本信徒最終走進地下,但由於缺乏真理的教導,加上以佛教作掩飾的緣故,後來演變成另一種宗教。他們沒有棄教,但現實中卻得不到教會的支援;教會可以怎樣去支援隱蔽的信徒?怎樣才可以使真理傳承下去?2)真理教導固然重要,但宗教物品是否也有其作用?兩者是否相互排斥?這都是值得我們繼續思考下去的。

 黃啟泰博士

 

 

 

[1] 費雷拉是真實的歷史人物。他是葡籍耶穌會士,曾到日本宣教,也確實經歷棄教、被傳後來回轉並且殉教。有關其人的事跡考據可參考Hubert Cielik, S.J., “The Case of Christovao Ferreira,”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29, No. 1(Spring, 1974): 1-54。但小說中的另外兩名神父,是以曾經偷渡日本嘗試尋求費雷拉去證實他是否已經棄教,並試圖助他回轉的耶穌會士為原型的虛構人物。

[2] 林水福:〈導讀:沉默的世界〉,遠滕周作:《沉默》,林水福譯(新北市:立緒文化,2017),頁18-19。此一版本的《沉默》雖然在封面加上了「電影版」的字樣,實質是林氏多年前的繙譯之作,只是加上了譯者的導讀、一些導演馬田史柯西斯版的電影(這部小說曾於70年代拍成電影)劇照,以及導演的電影版前言。

[3] 這裏是指天主教教會。

[4] 甚至視吉次郎為猶大。小說中當洛特里哥被吉次郎出賣,引領官府到他藏身地點拘捕他時,出現了官員把銀錢抛向吉次郎的情節,暗喻棄教者是出賣耶穌的猶大。

[5] 穴吊酷刑是把犯人倒吊起來,並且在犯人的頸部割開一道傷口,再把犯人倒掛進已掘好足以容納半身的土穴,並加以封口。這種刑罰是要讓犯人在受刑期間,一點一滴地流盡所有血液至死。犯人在受刑期間,也會因大腦充血而神智不清。

[6] 當他踐踏耶穌像表示棄教時,小說以及電影都出現了雞啼聲起的情節。

[7] 電影用了洛特里哥死後焚化時仍手握十字架的情節來暗示他最終都沒有棄教。而小說則用他嘗試救助因不肯棄教面臨穴吊酷刑的信徒和留難荷蘭商船(荷蘭是基督教背景的國家),以維護天主教背景的國家商船等情節來說明他的棄教只是表面的,而非出自內心。

[8] 林水福,頁20。

[9] 遠滕周作:《沉默》,頁229。引文中的「那個人」是指主耶穌。

[10] 遠滕周作:《沉默》,頁179。

[11] 同上,頁180。可能因為遷就英語觀象的緣故,電影改用了the Son (聖子)與the sun (大日)的諧音來表現小說這個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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